鲁迅与周作人起先“兄弟怡怡”，以后“成为参商”，即如舒芜《鲁迅、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》一文所说：“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、周作人兄弟失和，八月二日鲁迅搬出与周作人同寓的北京八道湾寓宅，次年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寓宅取书物，周作人夫妇向鲁迅大骂大闹，从此以后，彼此避不见面（除了可能有几
“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”，应该是在女师大风潮期间。对比看周氏兄弟当时日记，可以找到若干线索。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：“下午往女师校学生会。”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五时又至女师大，赴学生会。”八月十日鲁迅日记：“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。” 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下午二时半往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，五时散。”九月十日鲁迅日记：“上午往校务维持会。”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上午往宗帽胡同女师大开校务维持会，午返。”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：“午后往女师大评议会。”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下午孔德告假，赴女师大会。”以上几次，他们所参加的是同一会议，规模很小，碰面在所难免。
此外还有几回活动，估计场面稍大，然彼此打个照面却也不无可能。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：“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。”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上午往观女师大开学，午返。”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日记：“上午赴刘和珍、杨德群两君追悼会。”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上午往女师大赴刘、杨追悼会，下午返。”八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：“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演说。”同日周作人日记：“上午往女师大毁校纪念会。”四天之后，鲁迅即离京南下；以后两次回到北平，均未与周作人相遇。假若周作人那天在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见着鲁迅，那么该是二人的最后一面了。
周氏兄弟日记都很简略，透露的只有这点消息。他们见面――尤其是在小型集会上――时，双方态度如何，搭话与否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有关鲁迅和女师大事件有过不少回忆文章，可惜不曾讲到。
至于其他场合是否还有见面机会，殊难确定。近阅北京出版社所出六册《鲁迅回忆录》，倒有一点材料。一说是在语丝社的聚会上，见林语堂《记周氏兄弟》：“回忆语丝社常在北京中央公园茶话，平伯、伏老（孙伏园）、玄同、半农常到，有时达夫也来。或在‘来今雨轩’，或在别处。一杯清茶，几碟白瓜子，叫面叫茶随便，意不在食而在聊天。藤椅放在古柏下，清风徐来，倒也舒适。……单说绍兴周氏两位师爷弟兄。每逢语丝茶话，两位都常来，而作人每会必到。作人不大说话，而泰然自若，说话声调是低微的，与其文一样，永不高喊。鲁迅则诙谐百出。……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，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。我也莫知其详。”
这与鲁迅自己在《三闲集・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中所说，颇有冲突：“……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，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‘语丝社’的木牌。倘一驻足，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。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，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。”所涉及的聚会地点，也不一致。两位当事人郁达夫和川岛的回忆，则与鲁迅一致。前者之《回忆鲁迅》云：“周氏兄弟，却是《语丝》的中心。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，鲁迅总不出席，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。”后者之《忆鲁迅先生和〈语丝〉》云：“大抵在《语丝》出版到十多期之后，每月月底就必有一次集会，每次一桌两桌不等，长期撰稿人中撰稿的并一定来参加，如鲁迅先生、淦女士（《语丝》中的笔名是‘沅君’）等，始终未参加过；如周作人、钱玄同、江绍原、林玉堂、王品青、章衣萍、吴曙天、孙伏园、李小峰、顾颉刚、林兰女士和我，几乎每次都参加的；后来如张凤举、徐耀辰、俞平伯、刘半农也每次都参加；有时连有几位的夫人也一起邀请在内，情形有些像是联欢了。”
此外还有一说，见荆有麟《鲁迅回忆断片》：“×××是先生的二弟，原同居于北平西直门八道湾寓所，自十二年两人翻脸后，至先生终期，再未与其弟讲过话，其间在北京大学教员休息室，虽常碰头，但一接触，即起争执，其对乃弟之厌恶心性，可见一般。”似乎不足采信，至少没有佐证。
2005年9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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